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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治疗的背景知识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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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治疗的先驱者告诫我们,要以超出个体特征的眼光,去审视使家庭成员之所以构成一个家庭的模式;家庭是由彼此联系的生命构成的,并且它又是由严格但未言明的规则掌控的。

 

    家庭治疗的繁荣不仅仅是因为其效果,而且还因为它帮助我们重新发现了人类状况的最基本的相互关联:家庭系统理论告诫我们,家庭远胜于个体的集合(collection of individuals);它是一个系统,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它的每个部分以超越其各自特点的方式来发挥其功能。

    为了看到整体,我们学会了通过模糊(blurring)对个性的关注,从而去审视系统这个统一体。不幸的是,在回头审视系统的过程中,家庭治疗师有时会无视组成家庭的个体(相当于“只见森林,不见树木”—译者注)。如果不对人们所处的社会情境(social context)特别是家庭加以考虑,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作为个体的人,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将关注点限制在互动的表面——即完全脱离内在经验的社会行为上,这无疑也是一种误导。

 

 

家庭治疗师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疯狂行为赋予了意义,认为这种行为不过是对紊乱的家庭环境的一种绝望的、不得已的处理方式。由此,家庭治疗师将精神分裂症患者从精神病性的无可救药的地步拯救出来。发狂的不是病人,而是家庭。

 

    在《贫民窟家庭》这部著作中,我们提出了家庭组织的一种疏离类型——父母要么对孩子的行为漠不关心,要么对孩子实行独裁主义的控制。他们的行为方式,不是忽略就是暴力。这样的父母对孩子所做出的反应,主要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情绪,而不是基于孩子的行为。无法对父母的反应做出预测,这无疑会妨碍孩子对规则的理解,并阻碍他们形成内在的自我控制。孩子总是需要父母来控制,这样的控制也常常会变得反复无常。

 

心理障碍是童年时代未能解决问题的后果, 这是 Frcud教导我们的 。 Freud的发现是在进责家庭, 首先是家庭对孩子无辜的教唆(seduction of innocence) ,其次是家庭乃文化压抑的媒介(agentofcultural repression)。假如儿重成长中带一点神经症的表现    担心他们自已的健康本能一我们除了贵怪他们的父母, 还能贵怪谁呢? 如果情结问题真的是在家庭中发生的,将亲属与病人的治疗隔离开来,阻止他们对精神病治疗手术室(psychiatric operating room)的污染影响, 便会很自然地被认定为是消除家庭影响的最好方式。

在 Freud的众多追随者中, Alfred Adlcr首先倡导治疗儿童可能是防止成人神经症的最有效的办法。为此, Adler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至20世纪30年代初,说服维也纳学校系统,建立了32个儿童指导中心(Mosak, 1995)。

 

JohnBowlby在 Tavistock诊所的工作引导了治疗朝家庭方式的转移。当时, Bowlby(1949)正在治疗一名儿童,进展缓慢。在他感到失败受挫时,他决定在一次会谈中同时见这个孩子和他的父母亲。在这次会谈的前半部分,孩子和父母互相抱想;在后半部分, Bowlby向他们每位成员解释他所认为的有关他们问题的动力学所在。最后通过共同努力,三名家庭成员对每一个人的看法达成了共识 。

尽管联合访谈的可能性激发了 Bowlby的极大兴趣, 但他仍然专心于传统的心理治疗模式。会见家庭也许对信息收集有利 ,但仅仅是作为真正的治疗一个体心理分析治疗的补充 。

Bowlby将家庭治疗作为一种尝试, Nathan Ackerman则使其瓜熟蒂落一家庭治疗成为儿童指导诊所里的主要治疗形式。早在1938年, Ackcrman就记录了在处理家庭成员困扰时, 将家庭作为一个单位来观察的价值。随后,他推荐将研究家庭作为理解孩子的一种方式,从而取代其他的方式(Ackerman&Sobe1, 1950)。 Ackerman在认识到为了对问题进行诊断需要先理解家庭之后, 开始了下一步一家庭治疗。

一旦我们开始在家庭情境中审视孩子, 一个新的可能的世界就被打开了 。进入家庭就像在黑暗的房间里打开了一差灯一样: 有些事情很快就变得很清晰。你将不仅仅看到家庭成员是怎样维系孩子的问题, 你还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共同解决问题的。因此,当50年之后,到了21世纪,大多数治疗儿童的努力仍然集中在儿童个体心理病理学上,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对精神卫生临床工作者的非凡能力进行反思, 即使在儿童植根于其家庭动力学不可辩,駁的证据面前, 他们仍然紧紧追随他们自已的意识形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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